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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旗帜鲜明、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席大大总书记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提出，明确了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学术界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一、把握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定位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十分重视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帝爱国和实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在法律上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建立和发展了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逐步形成宗教政策的制度和法律框架。1982年，党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著名的“1982年19号文件”。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1993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形成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著名的“三句话”，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基本方针得到了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党内外的一致赞成和拥护。进入21世纪，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宗教界面临着与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境外敌对势力的复杂斗争。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从“三句话”发展为“四句话”，增加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内在统一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写入党章。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推向前进。

回顾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历史、时代、科学定位，正确认识和理解如下三个关系。

一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席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阐明了党在百年奋斗四个历史阶段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党的宗教工作和相关理论方针政策历来是党的全局工作和理论成果的一部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是席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其中的“新时代宗教工作理论篇”。

二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以“九个必须”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表明了新时代切实加强党对宗教工作领导的政治意志，显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赋予新时代宗教工作以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行动导向。

三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仅包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对宗教的各种现象、问题和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的基本看法和态度，而且包括在其指导下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正如任继愈先生指出的，“既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宗教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也要研究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无产阶级对待宗教的政策等方面”。

在基本原理和宗教工作两个方面，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侧重于对党的宗教工作实践和方针政策进行理论概括和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新时代中国宗教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总纲要。与以往的一些理论概括相比，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概括和阐述更加明确清晰、更加精准到位，体现了时代性、主导性、实践性、指导性，反映了新时代的特征、内涵和动力。

二、全面理解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着眼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宗教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其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为席大大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的“九个必须”，即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必须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必须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九个必须”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涵盖面很宽，从重要性、领导机制、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到重点工作、重要举措、基本要求，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都能做出大文章，必须深入学习、贯通领会。

从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三句话”“四句话”到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九个必须”，党的宗教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九个必须”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微观上的自由、民主和个人心情舒畅，与宏观上的纪律、集中和统一意志相结合。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是个人层面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即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公民都有信教、不信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与社会层面上党和政府把握方向、维护大局的教育、管理、引导相结合。如果把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信仰自由与教育、引导、管理的关系抽象出来，我们对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的理解就会更深入、更自觉。席大大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全面，是由于宗教工作本身是多维度、多主体、多功能、多层次且不断变化的复杂事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宗教工作实践中，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不同表现形式的片面性。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既要防止在强调个人、微观层面的“信仰自由”时放松甚至放弃了社会、宏观层面的“教育、管理、引导”，同时也要防止在强调社会、宏观层面的“教育、管理、引导”时忽视甚至不尊重个人、微观层面的“信仰自由”。“全面”不是无主流、无主导。要做到“全面”，既要讲“两点论”，也要讲“重点论”。衡量是否“全面”，要经过实践检验，重在实践效果。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由于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的特征和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因此必须客观、辩证地认识和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要“尊重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把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把握好工作的尺度，根据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调整具体政策和工作策略，始终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那种雾里看花、盲人摸象式的表面的、片面的认识，是导致以往政策忽紧忽松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思想根源。

二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宗教和宗教工作的“本质”。在宗教问题上，有两个关于“本质”的概括：第一个是宗教的本质是虚幻性；第二个是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指出，“作为意识形态，宗教还有幻想性、直观性、排他性、渗透性，这四种性质，有它思想运动的规律”，“以幻想性为核心，有了幻想性才是宗教”。任继愈所说的这“四性”，与我们经常说的宗教“五性”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两者是从不同方面对宗教特征和特点的概括。“四性”是对宗教意识形态属性的概括，核心是虚幻性；“五性”是对宗教社会属性的概括，核心是群众性。

对宗教的本质和宗教工作的本质的“两个概括”，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互相否定；既不能因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就否认了宗教的本质是虚幻性，也不能因为宗教的本质是虚幻性，就否认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宗教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群众性。席大大指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宗教工作要着眼于信教群众，加强宣传教育、综合治理和统战工作，要把能不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作为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三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宗教的长期性和新时代的任务要求。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之后，又增加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内容新要求，这成为会议的一个亮点。宗教的长期性，是从宗教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整体上说的，同时，宗教不是静止的、孤立的现象，而是由社会所决定，与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就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出发。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越发展强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打“民族牌”“宗教牌”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打经济、贸易、科技、外交等其他牌，自身往往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和代价，而打“民族牌”“宗教牌”，设置议题，制造事端，散布“世纪谎言”，企图挑拨中国国内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牵制、遏制、延缓中国的发展崛起，这对他们来说成本极低，对其自身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西方舆论工具，污名化中国，占据所谓的“道德制高点”，拉帮结伙，对付中国。“两个大局”相互联系，民族复兴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特征、重要内容和重要动力。这正是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时代背景、现实意义、指导作用和创新价值所在。宗教工作的这一新内容新要求，对外凸显了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打“民族牌”“宗教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战略举措；对内凸显了对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高压严打、露头就打，凝聚人心、以正祛邪的政治智慧，以利于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四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宗教的个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关于宗教信仰，有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个是作为个人信仰选择的个体属性，另一个是作为信仰者群体的社会属性。从作为个人信仰选择的个体属性来看，“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就是，要把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作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当单个的人不再把宗教当做公共事务而当做自己的私人事务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从作为信仰者群体的社会属性来看，宗教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组成了由信徒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禁忌制度和共同的利益维系的宗教组织，从而使它集合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成为可以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一种社会力量，而非仅仅是个人的信仰。超出个人信仰的范围，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宗教事务就与其他社会事务一样，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这也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基本依据。

那种主张对宗教采取“放”的态度，根源是只讲信仰的个体属性而不讲社会属性，只看到表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忽视了宗教背后包含的复杂社会政治因素以及宗教被赋予的一些本身没有也不应该有的社会功能，因而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正确的。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古至今都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样信教，从来就不只是个人的私事，更是重要的社会事务。在早已实现政教分离、信仰选择的个体属性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当代中国，作为执政党，我们党更应该把认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宗教的社会属性上，把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五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宗教的“中国化”“法治化”。坚持我国各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结合宗教意识形态属性，实现导之有方的创新理念；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是结合宗教社会实体属性，实现导之有效的创新举措。我们不能把“中国化”“法治化”割裂开来，看成互不相关的两码事，而要认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中国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宗教界自身的思想建设，“法治化”是社会范围的法律规范和行为遵循。一方面用“中国化”推动，另一方面用“法治化”规范，这是实现关键在“导”、实现“管住管好”目标的两个互相配合的着力点。

六是全面认识和把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是要断绝同外国宗教界的正常联系，而是要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我国宗教同外国宗教不存在隶属关系，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是一条宪法原则，必须始终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背后往往都有国际反华遏华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防范化解宗教领域潜在的重大风险。

七是全面认识和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把宗教事务管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和要求。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在宗教事务治理上，一方面明确了宗教界自身的责任和要求，要求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弘扬爱国精神，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党政部门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尊重和发挥宗教团体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促进我国宗教健康传承。“全面从严治教”“宗教自律”“宗教健康传承”等提法，既是对新形势下宗教界自身暴露问题的反思，也是对宗教界权利和义务相联系的要求。宗教界依法享有信教的权利和自由，同时要承担和履行爱国守法遵规、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促进宗教健康传承的责任和义务。

八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较量。席大大总书记在2016年、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关于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重要论述，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两个重点。首先，深刻地指出，现在一些民众信仰宗教的目的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向精神追求、精神寄托的变化，给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都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是某种形式的争夺人心。如果让有神论在我国蔓延开来，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越来越多，最终会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执政基础等产生影响。这是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提出的政治意识、政治安全、政治担当。其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员要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特别强调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一政治纪律，要求共产党员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党规，坚定理想信念。同时进一步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共产党员当然要坚持无神论，不坚持无神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也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了。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而且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高屋建瓴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我国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都要坚持这个大原则，不要有意无意违背。这是从党的建设高度，强调了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责任、政治原则。

上述两点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肩负共产党员责任。前者是政治意识、政治站位，后者是政治责任、实践要求。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而且要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和引导人们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无神论和有神论、科学和迷信、文明和愚昧的界限，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的主导地位。

梳理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可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在思想理论方面的障碍主要有三个。

一是不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一些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同志往往认为，我们天天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宣传唯物论就是宣传无神论，没有必要再去强调无神论。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是彻底的无神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内在地包含着无神论的前提和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总体上承认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认识到了它所包含的无神论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无神论的内容，这对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他一些人并不是都意识到了。无神论仍然需要展示出来，这就需要进行宣传教育。所以，我们既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2021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按其思想内涵来说已经包含了无神论，但是，《意见》紧接着又讲“无神论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之间关系的要求。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在当代中国，一般的理论宣传教育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我们也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特别要善于运用身边发生的事例，告诉人民群众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和道理，用事实和对比进行生动有效的宣传教育，而不是把无神论宣传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原则和概念上。

二是认为宣传无神论没有用。有的同志说：信无神论的，你不必向他宣传无神论，他就是无神论；信有神论的，你向他宣传也没用；结论就是不必宣传无神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限制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对象，缩小了无神论发挥作用的范围。

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的确不应该把宗教界和信教群众作为对象。党的政策规定，“不应当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不能把这些政策和要求误解、误读为对全社会的政策和要求，不能因为不以宗教界和信教群众为对象宣传无神论，就放弃在面向社会的大众传媒和宣传教育中开展有理有利有效的无神论宣传教育。

无神论宣传教育对象的重点，首先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即“关键少数”。有神论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与之相对的无神论也必然具有长期性。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无神论也不会终结，而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无神论宣传教育是一个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不应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即使是初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相信和坚持无神论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新知识、回答新问题，抵御有神论和封建迷信的精神诱惑和思想渗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大潮中揭露出来的“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典型案例，就是新时代宣传无神论的深刻、生动的警示教育。实践说明，那种认为对无神论者没有必要再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观点，是一种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错误观点。

无神论宣传教育不仅要进行，而且要坚持不懈地一代一代地进行。这是因为，不断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没有经历以前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基础’教育，他们就会在有关‘基础’的问题上成为无知者和愚昧者，被动地或主动地在教育所不及的领域处于社会意识的底层”。在新时代，要理直气壮、坚持不懈地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让无神论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广大青少年的头脑。

三是有畏难情绪。宣传无神论就要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就要研究唯心论的种种表现，批判有神论和封建迷信。其中的一个难点是批判神学：不涉及具体的神学观点，批判就容易流于空泛；涉及具体的神学观点，又容易引起特定宗教中某些人的抵触和利用。因此，在公民教育和社会宣传时，对宣传无神论往往有畏难情绪，认为无神论不好讲，讲不好就容易引发事端，影响社会稳定。

在这方面，历史上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例如：被毛泽东称为“凤毛麟角”的任继愈先生，对汉唐佛教思想的研究，是把每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佛教思想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分析它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发展和特点以及历史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任继愈先生由此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开创者和大家典范。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并不是对有神论的简单否定，而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正确的说明。对有神论的批判，要严格限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政治上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在意识形态上批判唯心论、有神论，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批判有神论的手段是宣传教育，而不是简单地采取行政措施。批判有神论，不是批判宗教，不是针对信仰宗教的社会实体。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宗教与其他意识形式的联系、渗透、交织也要加以区分。比如：宗教和艺术相互渗透，要科学地继承和保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讲政策、讲策略，区分场合和对象。不在宗教场所和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和无神的争论。党内党外有别，不同对象有别。理论上说清楚，政策上分清楚，用历史说明宗教，用事实说明宗教，研究宗教，批判神学，讲好无神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可以有理有利有效地讲清楚说明白的。

这三个思想障碍，需要澄清，需要破除。宗教工作领域中的渗透和反渗透，无序扩张和反无序扩张的较量，对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是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和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需要深厚的理论学术积淀，也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这将成为开展无神论宣传教育、构建无神论学科体系中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始终牢牢把握宗教工作前进的方向。

三、以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为指导，抓住机遇，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席大大总书记强调要培养宗教工作政教学界的“三支队伍”：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席大大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建设。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并把宗教学列为11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过程，说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性和艰巨性。1956年，任继愈先生发表《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此后，任继愈先生又连续发表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等多篇论文，并于1962年集结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诞生。

1959年10月，毛泽东与任继愈先生就宗教问题彻夜长谈。毛泽东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第一次提出了研究宗教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说，“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强调了科学世界观对宗教研究的重要性。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就“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作出重要批示。谈话和批示有两个要点：一是要求我们的研究机构和刊物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文章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二是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就是说，如果不坚持站在无神论立场上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就不仅不能正确认识同宗教相关的史实，而且不能正确认识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影响对哲学史、文学史、世界史的科学认识。这是极其深刻的论断。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有关部门和高校的支持下，任继愈先生于1964年筹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

1979年任继愈先生发表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宣言和号角。20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宗教学原理课程，后将讲义整理为《宗教学讲义》出版。1986年，陈麟书主编的《宗教学原理》出版，1999年，该书修订后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出版；1989年，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出版。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宗教学教材和教学参考材料，都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为己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宗教学研究出现了神学化、西方化倾向，宗教学界出现了思想滑坡和人才断档，马克思主义在宗教学领域逐渐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席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也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浙江社会主义学院已经连续召开了三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讨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正在着手编写《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四川大学吕建福教授团队将任继愈先生的宗教学讲义、宗教学论文以及其他相关著述合编为《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讲义新编》，共三编，即第一编宗教学原理、第二编宗教的历史形态、第三编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即将公开出版。中国无神论学会近年来多次召开学术年会和论坛，多次研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概论》编写提纲，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硕士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概论”课程。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都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人才基础，有一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宗教、研究无神论的老专家、老学者发挥引领和学术带头人作用。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核心是理论建设。在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学术界要抓住历史机遇，继承和发扬任继愈先生开创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风和传统，书写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新篇章！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2期